被建构的“包容”：成都叙事、社会距离
与中国性少数公众态度的一项社会学分析

一　问题的提出

“成都很包容同性恋”“成都是 Gay 都（Gaydu）”，是中文互联网最具生命力的城市标签之一。它并非短视频时代的发明：早在 BBS 时代的 2006 年，《揭开中国第一“Gay 都”：为什么四川同性恋这么多》就在门户与论坛流传；2009 年“中国十大同性恋最多城市”榜单将成都排在前列；2012 年社会学家魏伟出版《公开：当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间的形成和变迁》，把成都学术化为中国“同志空间”的原型。此后，微博、小红书、TikTok 以及英文旅游指南（GayOut、Unveil China 等）反复再生产这一标签，第六声（Sixth Tone）2016 年更以《Chengdu, the Questionable Queer Capital of China》为题向英文世界输出。

然而，一个流传了约二十年、“听上去像常识”的判断，并不等于一个被数据检验过的判断。本文的核心问题是：当统一口径的全国性态度调查与这一民间叙事直接冲突时，应当如何拆解冲突、识别其中的逻辑替换，并在更一般的全国社会距离坐标与跨国比较中为其定位？这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事实之辨，更是一次关于“何为包容、谁在定义中立、叙事如何替代指标”的方法论演练。

二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

2.1　主要数据来源

本文不做一手抽样，全部结论建立在可公开追溯的二手数据与文本之上，主要包括四类：

1. 婚恋与性别态度调查：世纪佳缘联合中国科学院相关机构发布的第五期全国婚恋调查报告（2015 年 9 月，覆盖 32 个省份、83,250 份有效样本），用于城市/省份之间的同口径相对排名。
2. 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：中国社会科学院“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（CSS）2021、2023 年数据及其成果（邹宇春等《当前中国的社会宽容水平》，载《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·第三辑》，2023；《2023 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》）；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（CGSS）2015、2023 年数据。
3. 专项与国际调查：李银河 2007 年全国大中城市电话调查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《Being LGBTI in China》（2017）；美国威廉姆斯研究所（Williams Institute, UCLA）2024 年《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GBTQ People in China》；世界价值观调查（WVS）；皮尤研究中心跨国调查；爱德曼信任度调查。
4. 公开文本与案例：中外媒体报道、审查规章与事件文本、学术理论文献（葛兰西、阿尔都塞、费斯廷格、罗尔斯、萨义德、穆尔维、杜根、普阿尔等）。

2.2　三条方法论原则

原则一：区分“绝对值”与“相对排名”。当所有省份都由同一平台、同一问卷、同一统计口径测量时，样本本身的系统性偏向（如婚恋平台用户更传统）是一个对各省同等施加的常量；常量可以抬高绝对值，却无法解释“为何偏偏是成都垫底”的相对差异。

原则二：维度分离（dimensional separation）。“包容”不是单一对象，必须拆为抽象权利认知、道德评价、公共可见性、制度权利、私人接触意愿等不同维度分别测量；一个维度的高分不能外推为所有维度的高分。

原则三：区分相对参照系与绝对参照系。同一行为在“中国内部主流意见”这一相对框架下可能被读作“中立的日常治理”，在“性少数平等权清单”这一绝对框架下则可能被判定为“系统性限制”。两种结论可以同时成立，关键在于标明参照系，而不是用一个框架的结论冒充另一个。

三　被叙事淹没的硬数据：成都男性全国末位

3.1　结论先行：三项同时垫底的硬指标

在展开任何辩护之前，先把最硬的结论写明。世纪佳缘第五期调查（32 省份、83,250 份样本）在“婚姻与家庭”这一中国社会最传统的价值维度上，明确点名成都男性为“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群”，具体为：

需要强调这不是笼统的“西南偏低”，而是报告具名的全国末位：在“病理化”（近半数称其为变态）与“同性婚姻”（40%，高于全国男性 35% 的均值）这两个最靠近家庭与道德秩序的硬维度上，成都男性同时垫底。

3.2　全国性别背景：男性显著更保守

理解成都的刺眼，先要理解全国底色。第五期调查中，男性对同性婚姻的反对率（35%）接近女性（18%）的两倍；在更温和的“如何看待同性恋”题上，男性反对率 28%、支持率仅 14%，女性反对率 15%、支持率 27%。区域上，西南男性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明显偏低（支持约 16%、反对约 33%），而京冀豫相对靠前；最接纳的山东男性对同性婚姻的接受度为 35.6%，最接纳的南京女性中 61.4% 认为同性恋是“正常的情感选择”。

3.3　谬误之一：“婚恋平台样本保守，所以结论不作数”

这是为成都开脱时最常见、也最像成立的论证，本文作者最初也曾使用。它对了一半：婚恋平台用户确实比全体人口更传统，因此调查的绝对值被系统性抬高，若用某一百分比断言“全中国有多少人恐同”，确有失真。但它偷换了论题——本文从头到尾比较的不是绝对值，而是同一口径下的相对排名。

因此，“样本保守”不仅救不了成都，恰恰因为它对各省同等施加，成都在统一口径下的末位才是货真价实的末位。这也是本文收回最初开脱的原因。

3.4　一个需要预先处理的反例：广州男性近 70% 反对

同一报告中，广州男性在更宽泛的“如何看待同性恋这一现象”题上反对率接近 70%，数字看似高于成都。这并不能推翻成都的末位，因为两者测量的是不同题项：广州的高值出现在宽泛的“现象态度”题，成都则在更硬的“病理化”与“同性婚姻”题上被明确排在最后。报告作者把西南的保守归因于“传统习俗与价值观保存得相对完整”。按题项不同，“最保守之城”有广州与成都两个名字，但成都在两个最硬维度上的末位是白纸黑字。

四　社会距离的全国坐标：同性恋处于接纳阶梯的底端

成都并非孤例。把镜头拉到全国，会发现成都男性的末位只是一个更大结构的地方投影：在当代中国公众对各类边缘/弱势群体的社会距离排序中，同性恋稳定地处在接纳阶梯的最底端，甚至低于刑满释放者。

4.1　CSS2023：所有边缘群体中接纳度最低

中国社会科学院“2023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（CSS2023，《2023 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》）显示，民众对不同边缘群体的接纳度差异显著：对同性恋能够接纳的比例仅为 20.3%，对艾滋病患者为 30.0%，而对不同宗教信仰者、刑满释放者的接纳比例更高。换言之，在“你能否接纳这一群体进入你的社会生活”的统一量表上，同性恋排在全部被列边缘群体的最后一位——低于刑满释放人员。

4.2　2021 年 CSS：74.5% 不接纳，是刑满释放者的两倍多

邹宇春、李炜、任莉颖等《当前中国的社会宽容水平》（基于 2021 年 CSS，载《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·第三辑》，2023 年 4 月）给出了更细的“不接纳率”排序，原文明确写道：“接受度最低的是同性恋、艾滋病患者，而接受度相对较高的是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刑满释放者。”

这组数据的冲击力在于其对照系：一个已经服刑完毕、与“犯罪”直接相连的群体，公众不接纳率为 30.1%；而一个仅性倾向不同、不伤害任何人的群体，不接纳率高达 74.5%。社会距离并不按“是否伤害他人”排序，而按“是否符合主流道德想象”排序。这正是社会距离量表（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）在中国语境下的典型结果——道德污名的排斥力，强过对犯罪记录的戒备。

4.3　历史纵深：十余年里始终处于低位

4.4　代际在改善，但“改善”与“低位”必须并陈

公平起见，必须同时呈现代际进步这一面：基于 CGSS 的研究显示，认为同性性行为“总是不对”的比例从“70 前”约 70%，降至“80 后/90 后/00 后”的约 20%，“谈不上对与不对”成为年轻一代主流；CGSS2023（5,252 名成年人）在五级量表上测得同性性行为接受度均值 1.60，介于婚前性行为（2.15）与婚外性行为（1.25）之间，绝对水平仍偏低。结论应当是“年轻一代快速松动，但截至最近一轮全国调查，同性恋在群体社会距离排序中仍居末位”——趋势向上与存量极低二者并不矛盾，不能用前者抹掉后者。

五　婚姻支持率与总体包容度为何正相关

5.1　谬误之二：“我不支持同婚，但我不歧视”

为推翻成都数据，第二种听起来同样合理的论证是：反对同性婚姻不等于不包容，我只是不认可“婚姻”这一制度，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平等相待。放在单个个体身上，这并非全无道理，这样的人确实存在；但一旦用它为一个地区辩护，就是把极罕见的个案偷换成普遍规律。判断它是否成立，不能靠轶事，必须看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。

5.2　群体层面的规律：两项指标几乎同向运动

跨国数据呈现高度一致的图景：一个社会的同性婚姻支持率与其总体社会接纳（邻里接纳、就业公平、公共宽容）高度重合。西欧、北欧婚姻支持率超过 70%，同时也是全球酷儿接纳度最高的地区；前苏联地区、撒哈拉以南非洲婚姻支持率不足 10%，总体接纳度也居于全球末位。几乎找不到“婚姻支持率全球垫底、总体接纳度却全球领先”的地区。

5.3　中国内部：维度有高低差，但方向一致

威廉姆斯研究所 2024 年 5 月报告（近 3,000 份有效样本）给出了分维度的精确分布：

这组数字有两个特征：其一，维度之间确有高低差（“保护学生”68% 高于“婚姻”52%），说明态度是分层的而非铁板一块；其二，所有维度沿同一方向波动，没有任何一个维度出现“婚姻支持崩落、其余维度飙升”的背离。高低差解释的是“层级”，不是“方向反转”。

5.4　枣核型社会：五成中间派的“不作为”不是“包容”

中国首次 LGBT 社会环境调查（2014）与 CGSS 数据共同勾勒出“枣核型”态度结构：约两成完全接纳、约三成明确拒斥、约五成居中——“不干涉，但也不主动支持”。WVS 显示仅 7% 的中国人认为同性恋“完全正当”，却有 53% 认为社会应接纳 LGBTQ：道德层面的否定判断与权利层面的容忍，在中国公众身上平行共存。中间群体的真实态度是“道德上不认可、行为上不干涉、制度上不支持”——这不是真正的包容，而是不作为。把“不作为”包装成“包容”，正是成都叙事最隐蔽的一次概念替换。

六　维度分离：重估李银河 2007 年调查

6.1　被反复引用的“中国人比西方还包容”

性社会学家李银河 2007 年对全国大中城市的电话调查，是“维度分离”最完整、最经典的数据集，也是“中国公众其实很开放、甚至超过美国”这一说法的主要来源。李银河本人在多次访谈中判断：“中国的特点一直是公众接受度比较高，官方态度比较保守”，并指出在若干指标上超过同期美国与香港。要公正地评估这一判断，必须把不同维度的数字摊开。

6.2　高分为何集中在“抽象、与己无关”的维度

这组数据恰好暴露了“中国公众比西方包容”这句话遮蔽的东西：中国公众的“高接纳”集中在抽象的、不需要自己改变行为、不触及自身生活的权利与人格认知上；一旦问题下沉到“道德评价”（同性恋到底对不对）或“公共可见性”（能不能在屏幕上被看见），态度立刻分裂乃至逆转。91% 的就业平等与 37.8% 的“完全错误”可以同时为真，因为它们根本不在测量同一件事。

回到成都：民间印象里的“开放”，对应的是李银河数据中 91%“就业权利”那一层（抽象、与己无关、无需真实接触）；婚恋调查测量的，是 37.8%“完全错误”那一层（最贴近家庭与道德秩序的深处）。两套数据同时为真，只是对象不同。

七　创作多 ≠ 包容度高：三命题与俄罗斯反例

7.1　必须先立的铁律

“成都酒吧、漫展、耽美网文很繁荣，这不就是包容？”——这一反问的问题在于“亚文化”一词过于宽泛，把主体完全不同的几件事捆在了一起。必须先立一条铁律：“创作产出多”≠“对创作内容的包容度高”≠“对现实性少数的接纳度高”。前一个是产出与流量事实，后两个是社会态度判断，不可混同。进一步可拆为三个互不隶属的命题：

7.2　铁律的最强反例：俄罗斯

最能证明“产出多≠包容高”的不是成都，而是俄罗斯。俄罗斯图书联盟数据显示，中国耽美小说《天官赐福》前三册连续两年位居俄罗斯虚构类销量榜首、总销量超过 J.K. 罗琳的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；2024 年上半年以 9,200 万卢布（约 756 万元人民币）登上俄罗斯总畅销书榜第一，第二名（3,430 万卢布）不足其一半；仅前三册销量即逾 50 万册；在第 36 届莫斯科国际书展 2023 年畅销书榜上，它是前十中唯一的亚洲小说。

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同性婚姻支持率仅约 7%、以专门立法限制“同性恋宣传”、最高法院将“国际 LGBT 运动”列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国家。同一个俄罗斯：一边把耽美小说买到断货，一边对现实同性恋者全面限制。如果“耽美卖爆”算“高包容”的证据，就得承认俄罗斯是地球上对同性恋最包容的国家之一——没人会接受这个荒谬结论；然而在成都身上，许多人正在重复同一个荒谬推理。

7.3　逻辑闭合：三条路只有一条通

1. 路径 A（分离）：若“亚文化”严格指与同性恋无关的娱乐亚文化（嘻哈、街潮、动漫），则“亚文化包容高”与“同性恋包容低”可无矛盾共存——但这等于承认这个“包容”与同志议题无关，无法为“成都对同志友好”作证，只是改换了话题。
2. 路径 B（相关）：若“亚文化”包含同性内容，按第五章规律它应推导出总体包容高——但这被婚恋调查直接证伪，此路不通。
3. 路径 C（代偿，成立）：现实空间越被压缩，情感与欲望越要搬迁到虚构文本中，创作繁荣与现实压制不仅兼容，而且可以互为因果。成都完全可以同时是“耽美消费高地”与“现实接纳洼地”，因为前者的主体是消费虚构男男爱情的公众（以异性恋女性为主），后者的主体是真实的同性恋者——根本不是同一群人。

7.4　为何“消费男男爱情”不是“接纳男同性恋者”

这一断裂有充分研究支撑：耽美核心读者是异性恋女性，消费的是“两个理想男性相爱”的审美与情感幻想；泰国 BL 受众研究显示，78.6% 的男同性恋者认为 BL 叙事不代表现实，而 69% 的异性恋女性观众认为 BL 是真实的——女性从虚构文本里读到的“gay”，恰恰是对真实同志生活最扭曲的版本；学者指出，异性恋女性在消费酷儿审美文本时，常常“切断了与 LGBTQ 真实生活的联系”。一个“腐女”完全可以沉迷耽美、同时对现实男同冷漠甚至敌意，二者经验上可共存于同一个人。

7.5　理论锚点：女性凝视与彩虹资本主义

穆尔维（Laura Mulvey）的“男性凝视”在 BL 研究中被反转：耽美构成一种“女性凝视”空间——女性从“被看者”转为“观看者”，观看并想象男性的身体与情感，却不必进入异性恋权力关系。它服务的是异性恋女性的观看需求与情感代偿，与真实男同处境无关，是观看结构的反转，不是权力结构的反转。杜根（Lisa Duggan, 2002）的“同质规范化（homonormativity）”、普阿尔（Jasbir Puar, 2007）的“同民族主义（homonationalism）”与“彩虹资本主义”则指出，酷儿身份如何被商品化、去政治化为可消费符号。2026 年 Sage 期刊《Pure Love and Shadow Desire》更直接论证了审查与 BL 繁荣的共生：审查越严，创作越要以“纯爱”“宿命羁绊”等伪装存在（2014 年晋江把“耽美”频道改名为“纯爱”正是为了在审查中存活），欲望恰在“被禁的阴影”中被放大，耽美市场规模由此突破百亿元、年增逾 15%。

八　两种“中立”：定义者与接受者

8.1　国家的中立与中间派的中立，是两个层级

理解中国性少数的真实处境，必须区分两种常被混为一谈的“中立”：国家的“中立”是由一系列具体动作（审查、不批准公共活动、无婚姻制度、无反歧视立法）构成的官方程序性姿态“不支持、不反对、不提倡”；人民（中间派）的“中立”是约五成人口“不干涉别人、但也不主动支持”的日常态度。前者是定义者（自变量），后者是接受者（因变量）。

8.2　高信任是传导链条的前提

枣核型社会中真正决定性少数处境的，是约五成没有固定立场的中间派；而他们没有固定立场，是因为把“定义权”交给了最信任的权威。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，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2020 年达 90%、连续多年居主要经济体首位，2024 年综合信任指数为 79（美国为 46）。如此高的信任意味着：大多数国家政策动作在中间派眼中自带“合法性推定”。完整传导链为：

国家对同性题材影视的态度（审查/下架/不立项）
↓ 官方将其命名为“内容治理、维护秩序”，而非“一个群体的权利问题”
高信任的中间派接受这一命名
↓ 中间派得出结论：“这只是中立的日常管理，并非针对谁”
性少数的公共可见性被持续压缩，却没有一步被中间派识别为“不中立”

8.3　同一行为、两个参照系、两个判决

以“国家禁止同性题材影视、限制相关公共内容”为例：在中国内部的相对框架下，主流意见同样认为公开展示同性关系不合宜，国家限制顺势而为，于是被读作“中立的常规治理”；但在性少数平等权的绝对框架下，无婚姻制度、无反歧视法、公共可见性被系统性限制、民间偏见不被矫正，“不支持不反对”在效果上等于“不支持”。相对中立不等于绝对中立。

8.4　哲学工具箱：中间派为何真心相信自己“中立”

1.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：统治不靠强制而靠“同意”，支配阶级的价值被内化为社会“常识”，于是被支配者“自愿”认同。中间派把“限制同性恋公共呈现”视为理所当然，正是这种自然化的结果。
2. 阿尔都塞的询唤（interpellation）：当你应声说出“这是正常治理”，你已被询唤为“把限制当中立”的主体。
3. 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：若承认“我支持的体制在限制同志”，会与“我是宽容中立的人”的自我形象冲突；最小成本的消解方式，是主动把限制重新解释为“维护秩序/保护未成年人”。
4. 罗尔斯论程序中立与实质中立：程序上的不偏不倚并不带来结果中立；在既有默认结构就是异性恋规范的前提下，“不支持不反对”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必然偏向维持现状，这本身就是实质不中立，只是把不中立的成本转嫁给了少数群体。

四种理论指向同一结论：“中立”不是被发现的事实，而是被建构的自我感知。这也解释了这种中立对性少数为何格外危险——中间派真心相信自己并非恐同，因此既不会主动攻击、也不会发声；当政策进一步收紧，他们会当作“治理”而顺理成章地支持。处境依赖中间派、中间派依赖国家框架、国家框架对 LGBTQ 是限制性的，链条环环自洽，而性少数在这自洽链条的任何一环都未得到真正保护。

九　西方滤镜：Gaydu 与左翼乌托邦的制造

9.1　“Gay 都”如何出海：三条通道

“Gay 都”并非西方或英文互联网发明，它是在中国本土流传约二十年的民间模因（谱系见第一章）；英文世界做的是第二步——把它从“中国内部民间梗”升级为关于“中国酷儿乌托邦”的国际判决，由三条通道完成：其一，主流英文媒体，第六声 2016 年《Chengdu, the Questionable Queer Capital of China》在传播标签的同时也记录了本地异议（有人直言“拿到这个称号需要真正的文化底蕴，而事实并非如此”）；其二，旅游与生活方式产业，Unveil China《How Chengdu Became "Gaydu"》、chinatraveljourney、pinktickettravel、GayOut 等英文旅游/同志旅行站点反复复述“成都=中国最开放/最包容的 gay 城”；其三，西方纪录片与摄影，如 Alessandro Gandolfi《QUEER CHINA》把成都同志社群框定为供西方观看的“热烈自由港”。

三条通道的共同点是：它们几乎只引用酒吧、夜店、NGO 的空间叙事，没有一条引用过全国性态度调查。更刺眼的是，乌托邦叙事自己知道真相——知名同志旅行站 Utopia-asia 在成都页写道：“许多中国 gay 说成都是 gay 的天堂，但别指望看到彩虹旗或骄傲游行；它的意思是，成都的 gay 感到被容忍、被融入到几乎隐形——事实上他们几乎是隐形的（almost invisible）。”大多数二次传播者只是选择性地不引用这句话。

9.2　翻译中的变形：放大、裁剪与封冻

西方媒体与英文平台在转译成都时反复做三个动作：放大——把“夜生活相对松弛”放大为“全城最开放”；裁剪——把第三章的同口径数据（成都男性 40% 反对同婚、近半病理化、全国末位）从叙事中删除；封冻——把成都骄傲（ChengduPride）2008–2018 年举办、随后在全国收紧中停办这一事实从故事时间线里抹去。于是多面的成都（松弛夜生活＋末位婚恋态度＋收紧空间＋停办骄傲）被压平成一句“中国最开放的 gay 城”。这不是误解，而是裁剪：被裁掉的恰是决定性少数真实处境的制度与态度数据，被保留的恰是最可消费、最具奇观性的夜生活。

9.3　更深一层：西方为何需要“中国=左翼乌托邦”

成都乌托邦之所以值得单列一章，在于它的下一环：成都“酷儿乌托邦”为“中国=进步”提供证据，“中国=左翼乌托邦”又反过来给成都镀上包容光环，二者互相支撑，共同根源是西方左翼对中国的乌托邦化——这并非新近发明，而是延续近百年的传统。1950 年代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新中国当作“可供朝圣的政治乌托邦”，中国学界（《探索与争鸣》）一针见血：“与其说是在歌颂以中国为缩影的进步乌托邦，不如说是在满足法国社会的政治期待”；跨文化形象学指出，西方的中国形象始终有“理想化/妖魔化”两个对立原型，理想化的中国是西方用以批判、超越自身社会的乌托邦参照点。当代版本是 2026 年 3 月 Jacobin 推崇“Chinamaxxing（单向度迷恋中国事物）”，遭到亚裔左翼刊物 New Bloom 批评：“这不是西方决定认可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，而是西方决定通过模仿一个想象的中国来批评自身的不平等”——是对中国的“哑剧”，而非对中国的认同。

剥开这一层，答案清晰：西方左翼需要的从来不是“真实的中国”，而是“想象的中国”——一件用于打西方内部战役的符号武器。在这套符号系统里，成都的 gay 夜生活是最顺手的一块拼图：它既证明“中国很进步”（用来打击右翼），又证明“中国没那么糟”（用来打击所谓恐同告警者）。而中国同性恋者的真实处境——末位婚恋态度、收紧空间、病理化——恰是这套符号系统必须删除的东西，因为它会毁掉乌托邦的效用。

9.4　现实核验：同一套系统对同志做了什么

《同甘共苦》一案尤其值得记录：审查者没有删除同性场景，而是用生成式 AI 把同性伴侣之一改成“女性”，强行把同性婚礼变为异性婚礼。该片本身是关于“神秘力量把两个人强行融合为一”的身体恐怖故事，审查者恰恰在银幕外做了同样的事——用权力之手抹除一段关系，虚构里的恐怖成了审查的预言。更深的寒意在于：一旦 AI 换脸成为常规审查工具，观众将无法确认所见影像是否被篡改，审查由“删除”升级为“改写历史”。

9.5　立场：这不是误解，而是合谋

本文拒绝在此扮演“理中客”。“成都=酷儿乌托邦/中国=左翼乌托邦”不是西方善意的误读，也不是中国内部无害的叙事偶然，而是多方共同完成、功能在于遮蔽真实处境的结构性合谋：西方左翼用“符号中国”打内部战役，却伤及“真实中国”的性少数，其对中国同志“无共情的政治化”与对俄罗斯同志“带共情的审美化”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；Gaydu 旅游与传媒产业把在收紧中艰难生存的空间包装成“最开放 gay 城”的消费奇观，面对“几乎隐形”的真相却只引用“天堂”那句，这是对苦难的消费而非见证；而中国自身的系统性压制，在把同性恋与乱伦、性变态并列于审核通则的同时，安然享受西方“酷儿乌托邦”叙事带来的体面——外部恭维恰好为内部压制提供了“没那么糟”的合法性。乌托邦叙事与审查机器，事实上互为帮凶。

十　凝视的等级：白人悲剧与亚裔处境

国际社会对酷儿处境的关注从来不是纯粹按人道主义需要分配的，它被种族审美与政治叙事双重扭曲。俄罗斯属于白人种族范畴，其酷儿处境被包装为“受苦的悲剧白人”，既有“反威权抵抗”的政治叙事加成，又身处西方男同审美中心，因此获得远超其数字权重的共情；中国（及东亚）处在另一端，只是“遥远的政治他者”，其酷儿处境被当作制度论争的工具，却几乎不进入任何人的欲望与审美半径。亚裔女性尚有一层“异域柔顺”的刻板印象可供消费，亚裔男性则长期被边缘化于全球审美体系——既无白人的正统性，也无拉丁、中东男性的“异域情欲”标签。

结果是：俄罗斯同志的苦难被审美化为魅力，中国同志的苦难被政治化为新闻。萨义德《东方学》（1978）指出，西方通过整套话语装置把“东方”建构为可描述、可消费的停滞他者；投射到酷儿议题，中国处境被“东方化”为“独特文化现象”而非“普遍人权议题”——同样的限制发生在俄罗斯是“威权压迫自由”（值得愤怒），发生在中国是“东方文化的特殊性”（值得理解）。白人研究（whiteness）进一步揭示，白是一套“无标记的规范”：白人的苦难天然被视为“人的苦难”，亚裔的苦难总要额外解释才配被看见。共情不按需要分配，而按一种被种族化的欲望秩序分配。

十一　结论

回到最初的问题“成都真的包容吗”，答案取决于你指的是哪个成都：若指夜生活的成都、耽美幻想消费的成都、年轻人娱乐场景的成都，它确有相对宽松的一面，真实且值得珍惜；若指婚恋价值观的成都、主流性别秩序的成都、接纳真实同性恋者的成都，其保守居于全国末位梯队，这同样真实。两个成都同时存在、并不矛盾。真正错误的，是用第一个成都的总体印象，冒充对第二个成都的总体结论——用“消费男男爱情故事的自由”冒充“接纳真实同志的诚意”，用小众的热闹遮蔽制度的沉默，用“不干涉”冒充“接纳”，用相对中立冒充绝对中立。

把视野放大到全国，CSS2023 中同性恋 20.3% 的接纳度、CSS2021 中 74.5% 的不接纳率（刑满释放者仅 30.1%），说明成都男性的末位并非孤例，而是同一套道德社会距离排序的地方显影；李银河数据的维度分离、婚姻支持率与总体包容度的正相关、创作繁荣与现实压制的俄罗斯反例、国家框架对中间派的传导、西方滤镜对乌托邦的制造，则共同解释了“包容叙事”为何能在低接纳现实之上顽强生长。

参考文献

附录 A　数据口径与核验说明

附录 B　字体与版权声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