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成都对同性恋很包容」是中文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城市叙事之一。但同口径的全国调查给出的结论恰恰相反:在婚姻与家庭的维度上,成都男性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位居全国末位。本文要做三件事:把这个被叙事掩盖的结论说清楚;拆穿用来消解它的每一层话术;以及指出「创作多」与「包容度高」之间那条从未被分清的红线。
① 成都男性对同性恋的包容度,全国倒数第一。同口径全国调查(32省份、83250份样本)里,成都男性被点名为「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群」——近 50% 直接认定同性恋是「心理变态」(全国最高)、40% 反对同性婚姻(报告称「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」)。这不是「样本偏差」能消解的,因为全国所有省份都用同一把尺子量。
② 「创作多」≠「包容度高」。成都(乃至俄罗斯)最可观察到的,只是同性题材创作的产出与消费流量高。产出高不证明对同性叙事的包容度高,更不证明对现实同性恋者的接纳度高——它甚至常常是后者被压缩之后的代偿。最有力的例子就在俄罗斯:一部耽美小说《天官赐福》的销量超过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,而这恰恰发生在俄罗斯同性婚姻支持率约7%、对同性恋宣传全面设限的同一个国家。
③ 「不支持不反对」≠ 中立。在性少数权利的绝对尺度上,「不支持不反对」就是「不支持」。「相对中立」与「绝对中立」之间存在结构性落差。
几乎所有「成都很包容」的反例,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份调查:由世纪佳缘发布、中科院参与分析的全国婚恋观调查。它在「婚姻与家庭」这一维度上给出的结论是明确且反直觉的——成都男性对同性恋的接受度,在全国处于末位。这份调查与民间叙事的反差,正是解开整件事的第一把钥匙。
首先要破除一个错觉:「成都很包容 / 成都是 GAY 都」并不是短视频时代才被造出来的新梗,它是一条从 Web1.0 时代一路延续、每次媒介换代都被重新讲一遍的老叙事:
这条谱系说明的恰恰是反面:一个说法流传了约二十年、并且「像常识」,并不等于它经过了检验。正因为它足够古老、足够顺口,它才更需要回到同口径数据面前被重新核对——古老是它的传播优势,不是它的证据。
先说最硬的结论,不绕表格。在全国 32 个省份、83250 份有效样本的同口径调查里,成都男性被报告直接点名,判定为「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群」。具体到数字:近一半(近 50%)成都男性认为同性恋是「一种扭曲的心理变态」,这一比例全国最高;同时有 40% 的成都男性明确反对同性婚姻,报告原文的措辞是这一比例「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」。
给一把标尺对照:全国男性对同性婚姻的平均反对率是 35%、平均支持率只有 17%;最接纳的山东男性有 35.6% 能接受同性婚姻,最接纳的南京女性有 61.4% 认为同性恋是「正常的情感抉择」。也就是说,当别的地方还在讨论「支不支持」时,成都有近一半男性已经直接把同性恋定性成了「心理变态」——这是态度强度上的本质差别,而不只是百分比高低。
下面先交代全国男女的总体背景,才更能看清成都为什么刺眼。2015年9月这份第五期调查中,男性对同性婚姻的反对率(35%)几乎是女性(18%)的两倍;即便在更温和的「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」题上,男性反对率(28%)也显著高于女性(15%),女性支持率(27%)接近男性(14%)的两倍。全国均值的完整分布如下表:
分地区数据显示西南地区男性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明显偏低(支持约16%、反对约33%),而北京、河南、河北的男性支持率居全国前列;最接纳的山东男性有35.6%能接受同性婚姻(全国男性支持率仅17%),最接纳的南京女性有61.4%认为同性恋是「正常的情感抉择」。
注意这里不是模糊的「西南偏低」,而是报告点名的全国末位:在「病理化定性」(近半数直接判为心理变态)和「同性婚姻反对」(40%,远超全国男性35%的均值)这两个最强硬、最贴近家庭价值的维度上,成都男性同时垫底。
一个需要预先澄清的反例:同一报告里广州男性对较宽泛的「同性恋现象」反对率接近七成,看起来比成都更高。这并不推翻成都垫底——两者口径不同:广州的高值出现在宽泛的「现象态度」题,而成都在更强硬的「病理化判断」与「同性婚姻」两题上被明确判定为全国末位。报告作者张佳芮把西南的保守归因于「传统习俗和观念相对保存得比较好」。不同提问口径下「最保守」的城市会有广州、成都两个名字,但成都在最硬的两维上垫底是报告白纸黑字的结论。
看到「成都男性反对率全国垫底」,任何一个严谨的人第一反应都不该是照单全收,而应该是质疑。下面这个质疑,也正是我本人最初替成都做出的辩护——我一度以为它成立。所以值得认真对待、一步步拆开:
「这是一个婚恋平台做的调查。会注册婚恋平台、还认真填写婚恋问卷的人,本来就比一般人更看重传统婚姻、观念更保守。那么,在这样一个本身就偏保守的样本里测出成都反对率高,会不会只是样本偏保守造成的虚高?凭什么说它等于成都人真实的包容度低?」
坦白说,我最初就是用这套逻辑想为成都「开脱」的。它非常符合直觉。但符合直觉不等于成立——请看下面的拆解。
第一步(A-1)· 先老老实实承认它对的那一半
这个反驳不是全错,它有一半是对的:婚恋平台用户整体确实比全人口更传统、更保守,因此这份调查的「绝对数值」会被系统性抬高。如果有人拿这里的某个百分比去断言「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恐同」,那确实会失真——这一半,我完全接受。
第二步(A-2)· 但它偷换了问题:我们比的从来不是绝对值,而是相对排名
真正的关键在于:这份调查里,全国所有省份的样本都来自同一个婚恋平台、同一套抽样与统计口径。换句话说,那层「保守滤镜」不是只罩在成都头上,而是被全国统一、等量地罩在每一个省份头上——没有任何一个省份例外。
做一个最简单的思想实验:假设「婚恋平台偏保守」这件事,把全国每个省份的反对率都等量拉高了 10 个百分点——
成都男性从 40% 变成 50%;最接纳的某个省份,假设从 10% 变成 20%。所有人都被加了一模一样的 10 分,那么谁排第一、谁排倒数第一,分毫不变。成都仍然在最末,它和其他省份的差距也一点没有缩小。
这就是问题的核心:「婚恋平台偏保守」是全国所有省份共有的一个常量;而一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常量,在逻辑上根本无法解释「为什么偏偏是成都垫底」这个差异。你不能用一把同样的尺子,去单独证明某一个被它量出来最短的人其实不短。
把这两件事彻底分开,结论才会清楚:「绝对数值」回答的是「这个社会总体有多保守」,它确实会被婚恋平台样本抬高,引用时要谨慎;「相对排名」回答的是「成都在这套全国统一的标准里排第几」,它不受这层共有滤镜的任何影响。而本文论证成都垫底,从头到尾用的都是后者。
所以,「样本偏保守」不仅救不了成都,反而正因为它对全国一视同仁,成都在同口径下垫底,就只能是真垫底——这也是我收回最初那套辩护的原因。
它证明的不是「成都恐同」这个粗糙的判断,而是更精确、也更难反驳的结论:
要推翻成都数据,还有第二个听起来同样有道理的说法。先把它作为问题完整地抛出来:
「反对同性婚姻,不代表我不包容同性恋。我只是不认可『婚姻』这种形式而已,现实里我完全可以平等地对待他们。那么——婚姻支持率低,凭什么就能推出整体包容度低?」
这个说法放在单个个人身上并非全无道理,现实中确实存在「不支持婚姻、但善待身边同性恋」的个体。但一旦拿它来给一个地区辩护,它就把一个极端罕见的情形,偷换成了一种普遍规律。要回答它,不能靠举例,只能看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到底长什么样。
跨国数据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致图景:一个社会的同性婚姻支持率,与其整体社会接纳度(邻里接纳、就业公平、公众宽容)高度同向。婚姻支持率在70%以上的西欧、北欧,同时也是全球性少数接纳度最高的地区;而婚姻支持率不足10%的前苏联地区、撒哈拉以南非洲,整体接纳度也处于全球末位。一个地区几乎不可能出现「婚姻支持率全球垫底、整体接纳度全球领先」的组合。
威廉姆斯研究所2024年5月发布的《中国大陆公众对LGBTQ群体的态度》报告(近3000份有效样本)给出了中国内部各维度的精确分布:
| 态度维度 | 同意比例 | 说明 |
|---|---|---|
| LGBTQ学生应免受校园霸凌 | 68% | 保护性维度,认可度最高 |
| 职场应公平对待 LGBTQ 员工 | 62% | 反歧视维度 |
| 社会应接纳 LGBTQ 群体 | 53% | 总体接纳 |
| 支持同性婚姻 | 52% | 制度权利维度 |
| 愿意参加同性婚礼 | 46% | 个人参与意愿 |
| 不介意 LGBTQ 邻居 | 46% | 邻里接纳(另有39%「比较不介意」) |
| 不介意在媒体看到 LGBTQ 内容 | 45% | 公共可见度维度,认可度最低之一 |
注意这组数字的两个特征:其一,各维度之间的确存在差值——「保护学生」(68%)高于「婚姻」(52%)——这说明态度确有分层,并非铁板一块;其二,所有维度都在同一方向上波动,没有一个维度出现「婚姻支持率暴跌、其他维度全部飙升」的背离。差值解释的是「层级差异」,不是「方向反转」。
婚姻支持率低 → 整体包容度低,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默认推论。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批「不支持同性婚姻、但不干涉个人生活」的中间群体,这构成了态度分层中的「温和层」;但它只是把整体接纳度从「极端排斥」抬升到「有限宽容」,并不能把一个人的态度从「保守」翻转为「开放」。
因此,「成都婚恋维度全国垫底」指向的默认推论,是成都整体包容度处于全国中下游——而不是「成都其实很包容」。除非出现极端的反例证据,否则没有理由假设成都会是那99%之外的例外。
2014年首份中国LGBT社会环境调查与CGSS数据共同勾勒出中国的「枣核型」分布:完全接纳的约两成、明确排斥的约三成、中间约五成「不干涉但也不主动支持」。世界价值观调查(WVS)则显示,仅7%的中国人认为同性恋「完全正当」,但53%认为社会应接纳LGBTQ群体——道德判断上的否定,与权利层面的宽容,在中国大众中并行不悖。
这套结构非常重要:它说明「中间群体」的真实态度是「道德上不认同、行动上不干涉、制度上不支持」。它不是真正的包容——它只是不作为。把这种「不作为」包装成「包容」,恰恰是「成都叙事」最隐蔽的偷换。
中国性学研究先驱李银河2007年对全国大中城市的电话抽样调查,为我们提供了「维度分离」最完整、最经典的一组数据。它同时展示了中国公众在不同维度上可以有多么悬殊的态度:
| 调查维度 | 数据 | 解读 |
|---|---|---|
| 同性恋者应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就业机会 | 91% 赞成 | 抽象的公民权认知维度——接纳度极高(同期美国为86%) |
| 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人格平等 | 约 80% | 抽象的价值判断维度——接纳度高 |
| 同性恋题材影视是否允许在国内公开播放 | 约55%赞成 / 40%+反对 | 公共可见度维度——势均力敌、严重分裂 |
| 「如何看待同性恋行为」(另一调查) | 20.8%「完全没错」/ 37.8%「完全错误」 | 道德评价维度——否定性评价占多数 |
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被「李银河:中国公众比西方更包容」这句话遮蔽的真相:中国公众的「高接纳」高度集中在「抽象的、不涉切身」的权利与人格认知上(因为它不要求任何行为改变、不触及任何人的生活),而一旦问题下沉到「道德评价」(同性恋到底有没有错)或「公共可见度」(能不能在屏幕上看到),态度立刻分化甚至倒转。
这正是「维度分离」最权威的例证——它证明「在某个抽象维度上的高接纳」绝不能外推为「在所有维度上的包容」。回到成都:民间体感的「开放」对应的是李银河数据里91%的「就业权利」那一层(抽象、与己无关、不涉及真实接触);婚恋调查测的则是37.8%「完全错误」那一层(贴近家庭与道德秩序的最深处)。两个数据同时为真,但它们指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。
必须首先承认:「成都亚文化很开放」这个表述本身是模糊的,甚至是有误导性的。如果「亚文化」这个伞盖把同性恋内容也罩在里面,又说它「包容度高」,而与此同时同性婚姻支持率全国垫底——这在逻辑上无法自洽。唯一的出路,是把「亚文化」这个概念拆开,逐个命题验证。
到这里,一定有人会拿出最直观的反证。先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:
「你说成都男性垫底,可现实里成都的同性酒吧、漫展同人、耽美网文与二创多到数不清,年轻人聊起男男爱情毫不避讳,这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开放。这么旺盛的亚文化,难道不正是包容度高的铁证吗?」
这个反驳的问题,出在「亚文化」这个词太笼统——它把好几件主语完全不同的事打包成了一件。要回答它,第一步不是争论,而是先把这个笼统的词拆开。
「亚文化」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单一对象,至少可以拆成三个彼此独立、主语不同的命题。而且必须先立一条铁律:「创作多」不等于「创作包容度高」,更不等于「现实接纳度高」——前者是产出与流量的事实,后两者是社会态度的判断,不能混为一谈。
最能说明「创作多 ≠ 包容度高」的,不是成都,而是俄罗斯。俄罗斯图书联盟的销售数据显示:中国耽美小说《天官赐福》的前三部连续两年位居俄罗斯小说销量榜首,整体销量已超越 J.K. 罗琳的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;2024 年上半年,《天官赐福》更以 9200 万卢布(约合 756 万元人民币)销售额登顶俄罗斯图书综合畅销榜第一,位列第二的作品(3430 万卢布)销售额还不到它的一半。单是前三卷的总发行量就超过 50 万册——对俄罗斯图书市场而言是惊人的数字。
而这一切,发生在一个同性婚姻全国支持率约 7%、同性恋「宣传」被明文立法限制、最高法院把「国际LGBT运动」定性为极端组织的国家。同一个俄罗斯:买耽美小说买到断货,对现实同性恋者全面设限。市场规模与权利处境,可以毫无关联地背向而行。
对成都的启示正在于此:如果把「耽美卖爆」当成「包容度高」的证据,那就等于承认俄罗斯是全球对同性恋最包容的国家之一——这个结论荒谬到没人愿意接受。但许多人在成都身上,恰恰在重复这个荒谬的推理。
关键一:(a) 的「高」是产量与流量的高,它只说明这类内容产出多、有人消费,完全不说明社会对同性叙事有多高的包容——正如上方俄罗斯的例子所示,一个国家的耽美书卖得越火,与它对现实同性恋者的限制程度可以是两回事。
关键二:命题 (b)(c) 的主语是「公众的态度」,命题 (a) 的主语是「市场的产出」。把 (a) 的「产量高」直接说成 (b) 或 (c) 的「包容度高」,是把「生产了多少」偷换成「接纳了多少」——这是整份论证里最隐蔽、也最常被利用的一次概念偷换。
面对「亚文化包容度与同性恋包容度」的关系,逻辑上只有三种可能:
若「亚文化」严格指与同性恋无关的娱乐亚文化(说唱、街头、二次元等),则「亚文化包容度高」与「同性恋包容度低」可以并行不悖。但这等于承认:这个「高包容」的亚文化,与同性恋议题毫无关系,不能为「成都对同性恋友好」提供任何证据。它只是把话题移开了。
若「亚文化」包含同性恋内容(耽美、同志社群),则按第二章的规律,「同性恋相关包容度高」应当推出「同性恋整体包容度高」——但这一条被婚恋调查直接证伪:成都男性在同性婚姻维度全国垫底。选项 B 不成立。
剩下的唯一通路,也正是证据支持的:现实同性恋包容度低,与耽美幻想消费的繁荣不仅不矛盾,甚至互为因果——现实空间越被压缩,情感与欲望越要转移到虚构文本里去。成都完全可以同时是「耽美消费的全国高地」和「现实同性恋接纳度的全国末段」,因为前者的主语是消费虚构男男爱情的大众,后者的主语是现实中的同性恋者——它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人群、同一件事。
这一断裂有充分的研究支撑:
耽美消费的繁荣与现实的压抑,不是巧合的共存,而是有因果的。其机制在于:当现实中的同性恋公共空间被系统性关闭,关于同性爱情的欲望与想象,就只能转移到虚构文本里去安放。
俄罗斯是这一机制最干净的对照组。《天官赐福》在俄罗斯已经连续两年稳坐小说销量榜首、总销量反超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,2024 年上半年再以 9200 万卢布(约合 756 万元人民币)登顶俄罗斯图书综合畅销榜——而这个国家同时在做的是:把同性恋宣传入刑、把国际LGBT组织定性为极端组织、让同性恋者在公共空间彻底隐身。现实越没有出口,虚构就越疯长。俄罗斯用一整座畅销书市场证明了:耽美卖爆,不是包容的产物,而是压抑的产物。
这一机制有直接证据:Sage期刊2026年发表的关于中国BL色情文学的论文《Pure Love and Shadow Desire》明确论证了审查制度与BL繁荣的共生关系——审查越严,创作越需要以「纯爱」「宿命羁绊」等伪装形式存在,而读者的欲望恰恰在这种「被禁止的阴影」里被放大。一个细节:2014年晋江把「耽美」栏目改名为「纯爱」,正是为了在审查下生存;而正是在这种审查与伪装的博弈中,耽美文学市场规模突破了百亿元,年均增长15%以上。
耽美文化的繁荣,不是「社会包容同性恋」的证据,反而常常是「现实同性恋空间被压缩」的症状。越是禁止公开呈现,幻想越是繁荣——这是压抑的代偿,不是接纳的证明。把它当作「包容」来引用,等于把病人因饥饿而产生的食欲,误认成了营养充足。
因此,正确的表述不是「成都的亚文化很包容、只是婚恋维度保守」,而是:成都最可观察到的只是「同性题材创作的产出与消费流量高」——这是一种以直女为主体、被市场商品化的虚构文本生产现象,既不构成对同性叙事的包容证据,更不构成对现实同性恋者身份与生活的接纳。把它笼统地称为「包容」,是把「生产了多少男男爱情故事」误认成「接纳了多少男同」;把流量,误认成善意。
本章的结论并非孤立的观察,它与两套成熟的社会理论完全吻合,可以互为印证。
劳拉·穆尔维(Laura Mulvey)的「男性凝视」理论指出,传统影像中女性是被观看的客体。而BL研究(Pagliassotti, 2012)发现,耽美构成了一个「女性凝视」的文化空间:女性得以观看、想象男性身体与情感,从「被看者」翻转为「观看者」,并且不被回看、不卷入异性的权力关系。
这一理论直接点破了耽美消费的功能:它服务的是直女的观看需求与情感代偿,与男同性恋者的现实处境毫无关系。它是观看结构的翻转,不是权利关系的翻转。
丽莎·杜根(Lisa Duggan, 2002)提出「同性恋规范」:一种不挑战主导异性恋规范、反而维护其制度的政治;贾斯比尔·普尔(Jasbir Puar, 2007)的「同性民族主义」则揭示了同性恋身份如何被征用为政治与市场工具。「彩虹资本主义」批判更进一步:把酷儿身份商品化为可消费的符号,剥离其政治与生存意义。
套用到中国语境:耽美市场就是把「男男爱情」商品化、审美化、去政治化的最典型样本——消费的是符号化的爱情,回避的是现实中男同的生存问题。Sage期刊2026年论文甚至指出,这种「企业/市场赞助的可见性」恰恰把酷儿斗争去政治化了。
把两套理论并置,结论不言自明:成都的耽美繁荣 = 女性凝视 + 彩虹资本主义的本土版本。它消费的是被剥离了现实指涉的「男男爱情符号」,因此它与「对现实同性恋者的接纳」不仅无关,甚至是它的对立面——越是把同性爱情纯化为消费品,越是回避它作为真实人群处境的严肃性。
要理解中国性少数的真实处境,只看「禁没禁影视剧」远远不够。这里存在两种经常被混为一谈的「中立」——政府的「中立」与人民(中间派)的「中立」。前者是一套被官方定义出来的框架,后者则是被这套框架塑造出来的态度。把两者分清楚,整件事的因果链才会显形。
「政府中立」与「人民中立」听起来像同一件事,其实是两个层次、且方向相反的东西:
| 政府的「中立」 | 中间派的「中立」 | |
|---|---|---|
| 它是什么 | 官方的程序性表态:「不支持、不反对、不提倡」,并由一系列具体动作(影视审查、不批准公开活动、无婚姻制度、无反歧视立法)共同构成 | 占人口约一半的中间群体的日常态度:「不干涉别人、但也不主动支持」 |
| 谁来定义 | 定义者(自变量)——由官方决定「这件事该被放进哪个框架里理解」 | 接受者(因变量)——其判断高度依赖官方给出的框架信号 |
| 如何形成 | 主动选择:把对性少数公共可见度的限制,命名为「内容治理 / 维护秩序 / 保护未成年人」 | 被动锚定:在高信任前提下接受这套命名,于是把同样的限制体验为「中立的常规管理」 |
| 实质 | 程序上「不表态」,结果上维持既有规范的现状——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中立 | 道德上「不认同」、行动上「不干涉」、制度上「不支持」——是一种被传导出来的中立 |
很多人默认「人民的态度」是独立形成的,政府只是被动反映民意。但在这件事上方向恰好相反:是政府先定义了「该怎么看」,高信任度的中间派再据此形成「我怎么看」。政府把限制同性影视框定为「治理」,中间派就体验为「中立」;若官方换一套框架,中间派的态度也会随之移动。中间派那一半人的立场,本质上是被官方框架锚定的。
第二章已经勾勒过中国公众态度的「枣核型」结构:完全接纳的约两成、明确排斥的约三成、剩下约五成是「不干涉但不主动支持」的中间派。两头小、中间大——真正决定性少数处境的,正是这约五成没有固定立场的中间派。
而这五成中间派之所以没有固定立场,是因为他们把「定性权」交给了最受信任的权威。爱德曼「信任晴雨表」显示,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2020年达90%、连续三年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,2024年综合信任指数为79(美国为46)。如此高的信任意味着:政府的大多数政策行为,在中间派眼中自带「先天的正当性预设」。
政府对同性恋影视的态度(审查 / 下架 / 不立项)
↓ 官方把它命名为「内容治理、维护秩序」,而非「群体权利问题」
高信任的中间派接受这套命名
↓
中间派据此认为:「这只是中立的常规管理,不是针对谁」
↓
性少数的公共可见度被持续削减,却没有一环被中间派识别为「不中立」
政府对同性恋影视是什么态度,中间派对同性恋就大致是什么态度——这不是巧合,而是传导的结果。同一道限制,在平权尺度上看是对公共可见度与平等权利的系统性削减(详见4.3),在枣核型社会的中间派看来却只是「中立」。两种判决的落差,正产生于此。
以「政府禁止同性恋题材影视剧、限制相关公开内容」为例——这是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具体案例。对这件事的定性,完全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参照系里:
「中立」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,关键在于参照系。「不支持不反对」在中国内部框架下看,确实是「中立」——因为主流舆论同样认为公开传播同性关系不妥,政府的限制顺理成章。
但放到性少数权益的绝对尺度上,「不支持不反对」实质上等于「不支持」:没有婚姻制度、没有反歧视法、公开可见度被系统性限制、民间偏见不被校正。政府的行为在被中间派解读为「中立」的同时,客观效果是对性少数公共权利的持续性压制。
所以,「成都包容」的叙事与「不支持不反对」的官方叙事共享同一个机制:都在相对框架内被认定为「中立」或「温和」,而在绝对框架内呈现出「限制」与「不支持」。把相对的中立误当作绝对的中立,是最隐蔽的一层自我安慰。
因为中间派不认为自己「恐同」——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只是「中立」。这种自我认知意味着:
「中间派真心认为自己是中立的」——这一心理现象并非偶然,它有坚实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。四个经典概念可以把它说透:
安东尼奥·葛兰西指出,统治的维系不靠强制,而靠「同意」——主导阶级的价值观被内化为社会的「常识」,使被统治者「自愿」认同。中间派对「限制同性恋公开呈现」的顺理成章,正是这种常识化的结果:它不再被感知为压迫,而被感知为「大家都这么想」的常态。
路易·阿尔都塞提出,意识形态通过「召唤」把个体塑造成主体——当你回应「这是正常的治理」时,你已经被召唤进那个把限制视为中立的框架。每一次「我觉得这没什么」的自我确认,都是一次自我塑造。
利昂·费斯廷格的理论解释了中间派为何坚持「我不恐同」:如果承认「我支持的制度在限制同性恋」,就会与「我是宽容中立的人」这一自我形象冲突。为消除这种失调,最省力的路径是主动把限制重新解释为「维护秩序」「保护未成年人」——不是他们没看见限制,而是看见之后立刻把它翻译成了无害的版本。
政治哲学中,罗尔斯式的「中立」指国家不在诸种善观念之间偏袒。但严格区分下,程序上的不偏袒 ≠ 结果上的中立:一个「不支持不反对」的制度,由于既有的默认结构是异性恋规范,其实际运行结果必然偏向维持现状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实质上的不中立,只是它把不中立的成本转嫁给了少数群体。
四个概念指向同一个结论:「中立」不是一种被发现的事实,而是一种被建构的自我认知。它由文化霸权塑造、被意识形态召唤维持、靠认知失调保护,并在程序的掩护下成为实质的不中立。理解了这一层,「相对中立」与「绝对中立」的差距就不再是修辞问题,而是机制问题。
把成都放回全球坐标系,会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结构:不同国家的「恐同」有完全不同的制度形态,但「恐同」本身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趋同——文化相对主义无法为任何一种形态开脱。
| 维度 | 俄罗斯 | 中国 |
|---|---|---|
| 同性婚姻全国支持率 | 约 7%(2019) | 约 40%(2014 城市) |
| 法律定性 | 全年龄段禁止「非传统性关系宣传」;LGBT运动被最高法院定为极端组织 | 无针对身份本身的刑事法条;公共传播层面系统性限制 |
| 管控对象 | 身份、组织、公开表达 | 公开传播的内容与作品 |
| 庇护通道 | 存在(俄籍性少数可在部分国家申请政治庇护) | 几乎不存在 |
| 性别基线 | 整体极保守,女性略缓和 | 整体中低段,女性显著更开放 |
两国的共同点是:私人领域可以存在,公共领域要隐身;幻想作品可以在圈层繁荣,但不能走进主流视野。区别在于俄罗斯以明文法律与组织定性执行,中国以内容管控与默认惯例执行。但就「性少数的公共可见度被系统性压低」这一结果而言,两国高度一致。
西方部分左翼会以「这是东方的独特文化,不是恐同」来为中国社会的限制开脱;也会有「成都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包容」式的选择性采信。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有两个致命漏洞:
国际语境对性少数处境的关注度,从来不是纯粹的人道主义分配,而是被人种审美与政治叙事双重扭曲:
俄罗斯的主体民族属于白人范畴,其酷儿处境被包装成「受压迫的悲情白人」——既有政治上的「极权反抗」叙事加成,又踩中欧美男同审美的主流位置,因此获得了远超实际数量的共情与「怜爱式关注」。
中国(及东亚)则处于另一个极端:它只是「遥远的政治他者」,其性少数处境被用作制度论证的工具,却几乎不进入任何人的欲望与审美半径。亚裔女性尚有一层「异域柔美」的刻板印象可供消费;亚裔男性则在全球审美体系中长期边缘化——既无白人的正统吸引力,也无拉丁裔、中东裔的「异域性感」标签。
结果就是:俄罗斯酷儿的苦难被审美化为魅力,中国酷儿的苦难被政治化为新闻。平权话语的优先级,永远让位于审美与欲望的优先级。
这同时解释了「选择性听一半」的心理机制:人们需要符号化的乌托邦来安放期待——西方同志把俄罗斯想象成悲情美人,中国网友把成都想象成同志天堂。两者都不是真相,而是各自叙事需要的情感出口。真正处境艰难的那群人,既被审美化消费,又被政治化利用,或被选择性遗忘。
5.3 节描述的「共情不对等」,同样有成熟的批判理论可作锚点。
爱德华·萨义德1978年指出,西方通过一整套「东方学」话语,把「东方」建构成异质的、停滞的、可被描述与消费的他者。投射到性少数议题上:中国的酷儿处境被「东方化」为「独特的文化现象」而非「普世的人权议题」——这正是文化相对主义为恐同开脱的知识根源。同样是限制,发生在俄罗斯被视为「极权对自由的压迫」(值得愤怒),发生在中国则被视为「东方文化的特殊性」(值得理解)。同一件事,因对象在东方主义坐标系里的位置不同,而获得完全不同的道德权重。
白人性研究揭示:白色不仅是一种肤色,更是一套未被标记的规范——白人的苦难天然被视为「人类的苦难」,而亚裔的苦难总需要额外的解释才能被看见。俄罗斯酷儿的处境因为落在「白人悲情」的框架内而自动获得普世共情;亚裔酷儿的处境则永远需要先被翻译、被论证、被证明「值得关注」。共情不是按需分配的,而是按种族化的欲望秩序分配的。
把东方主义与白色凝视并置,5.3 节的现象就有了理论根基:「白人悲情滤镜」之所以存在,是因为白人性本身就是被默认的普世标准;「中国的处境无人共情」,是因为东方主义把中国预置为需要被理解而非被共情的他者。两者共同构成了国际语境里「共情分配」的底层算法。
如果「成都很包容」只是国内的一条民间叙事,它最多算一个美丽的误会。但它不是——这条叙事已经被出口、加工、升级成了一种国际叙事:成都被反复塑造成「中国最开放的同志城市」「Gaydu」,中国则被连带塑造成「左翼的乌托邦」。这一章要回答一个更尖锐的问题:在包容度的数据全国垫底(第一章)、创作繁荣只是压抑的代偿(第三章)的前提下,外网为什么还要、还要如此卖力地把成都/中国塑造成乌托邦?答案不在成都,而在塑形者的需要里。
先说清楚一件事:「GAY 都」不是外网发明的,它本来就是一条国内流传了约二十年的老梗(第一章已给出完整谱系)。外网做的是第二步:把它从「国内民间梗」升级成「中国同志乌托邦」的国际定论。传播通道主要有三条:
注意这三条通道的共性:它们引用的几乎全是酒吧、夜店、NGO 的空间叙事,没有一条引用过任何全国性态度调查。换句话说,外网「成都很开放」的证据,和国内「成都垫底」的数据,来自完全不同的证据层级——前者是消费场所的景观,后者是同口径的全国测量。
更刺眼的是,连乌托邦叙事内部都知道真相。著名的同志旅行站点 Utopia-asia 在成都页面上自己写:「很多中国同志都说成都是个同志天堂。但别指望看到彩虹旗和骄傲游行。这里的意思其实是:同志们在成都感到被容忍、融入到几乎隐形的程度——事实上他们几乎看不见。」「几乎隐形」——乌托邦叙事的作者自己就把这句话写在了宣传页上,只是大多数转述者选择不引用这一句。
外网在转译成都时,做了三件被反复重复的操作:放大、裁剪、封存。
放大:把「夜生活相对宽松」这一层,放大成「整座城市最开放」;裁剪:把第一章的同口径数据(成都男性同性婚姻反对率 40%、近半数认定同性恋是「心理变态」、全国末位)从叙事里整体删除;封存:把 ChengduPride 从 2008 年办到 2018 年、随后在全国收紧中停办这一事实,从故事的时间线里抹掉。
于是,一个「夜生活宽松 + 婚恋垫底 + 空间收紧 + 骄傲停办」的多面成都,被压扁成了一句「中国最开放的同志城市」。这不是误解,是裁切。裁掉的部分,恰恰是决定了性少数真实处境的制度与态度数据;留下的部分,恰恰是最具有消费观赏性的夜生活景观。
如果成都乌托邦只服务于旅游业,它不值得单独一章。真正关键的是它的下一环:成都的「同志乌托邦」为「中国 = 进步」提供证据,而「中国 = 左派乌托邦」反过来为成都的「包容」提供光环。两个叙事互相支撑,而它们的共同根源,是西方左翼对中国的乌托邦化——这不是今天才有的,而是一条贯穿近百年的传统。
1950 年代: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把新中国当作「政治乌托邦的朝圣之地」。中国学界对此的考证(《探索与争鸣》)说得很透:「与其说他们是在歌颂和赞美以中国为缩影的进步乌托邦,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法国社会的政治期待」——他们从中国借来的是一套口号,用来推动法国自己的社会变革,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并无真正了解。
形象学的结构:跨文化形象学(中国形象研究)指出,西方的中国形象历来有两个相反的原型——「美化」与「丑化」。其中「美化」的中国,其功能是成为西方用以批判、超越自身社会的乌托邦参照物。换句话说,乌托邦化的中国从来不是关于中国的,而是关于西方自己的焦虑与期待。
当代版本 ·「Chinamaxxing」:2026 年 3 月,英文左翼杂志 Jacobin 发表了一篇赞美「Chinamaxxing」(对中国事物的一厢情愿的狂热)的文章,随即被亚裔左翼媒体 New Bloom 尖锐批评。New Bloom 的批评一针见血:「这根本不是西方人决定赞同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,而是西方人决定通过模仿他们想象出来的中国,来批评西方自己的社会不平等」——是对中国的「哑剧式模仿」(pantomime),不是对中国的认同。
把这层剥开,答案就清楚了:西方左翼需要的不是「真实的中国」,而是「想象的中国」——一个用来打西方内部仗的符号武器。在这个符号系统里,成都的同志夜生活是最顺手的一块拼图:它既证明了「中国很进步」(打右翼的脸),又证明了「中国没多糟」(打所谓恐同论者的脸)。真实中国同性恋者的处境——婚恋垫底、空间收紧、被病理化——恰恰是这套符号系统必须删除的内容,因为它们会破坏乌托邦的用途。
把「同志乌托邦(成都)」和「左派乌托邦(中国)」并置,会看到一个近乎完美的循环论证:
左派需要「中国=进步」的证据
↓ 取成都的同志夜生活为证
成都被塑造成「同志乌托邦」
↓ 反过来证明「中国=进步、=包容」
中国的制度限制因此显得「没那么糟」
↓ 而「没那么糟」又让成都的乌托邦显得可信
闭环成立,真实处境被排除在环外
关键点:这套闭环的每一环都对「真实的中国性少数处境」无感。左派左翼消费「进步的中国」时不需要成都的婚恋数据;Gaydu 旅游指南消费「开放的成都」时不需要制度分析;而中国的性少数群体,既不在左翼的符号里,也不在旅游的镜头里——他们在两套叙事之间消失。
乌托邦叙事最残酷的地方,在于它和现实能同时存在、且几乎完全脱节。下面是一份近年的公开记录——都是可以查证的事实,不是立场——它们与「同志乌托邦」的标签处在同一个国家、同一个时间段:
| 时间 | 事件 | 含义 |
|---|---|---|
| 2017-06 | 《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》发布,将「同性恋」明确归入「非正常性关系/行为」一类,与「乱伦、性变态、性侵犯、性虐待及性暴力」并列 | 官方文本层面,同性恋与性变态同列——这正是「把男男和色情行为弄在一块」的公开出处 |
| 2021-09 | 广电总局通知,全面叫停「耽改剧」(耽美题材影视改编) | 创作繁荣不等于被允许,市场被整体关停 |
| 2022 | 《魔道祖师》动画下架——上一章刚提到它在等风头 | 热门作品也无法幸免 |
| 2025-09 | 澳洲恐怖片《同甘共苦》(Together,烂番茄 90%)内地版用 AI 把男男婚礼场景换脸成异性婚礼(把一名男性角色的脸替换成女性),还删减了 6 分钟镜头;国际发行方 NEON 公开谴责「未经授权的删改」并叫停内地发行,影片在公映前一天撤档 | 审查从「删减」升级到「用 AI 篡改事实」——连影像本身都不再可信 |
| 2025-11 | Apple 应监管要求,将 Blued、Finka 两款男同约会应用从中国区 App Store 移除 | 连性少数人群的私密社交工具都被清除 |
| 2026-07 | 「清朗·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」把「刻意炒 CP、剧本化卖腐」列为核心整治目标 | 「卖腐」被当作乱象清扫 |
这部 2025 年的电影把「审查升级」演到了极致:发行方不是删掉同性场景,而是用生成式 AI 把同性伴侣中的一人「变」成女性,硬把同性婚礼改成异性婚礼。全球媒体(The Independent、The Daily Beast、GCN 等)都在报道这件事;它的荒谬在于——电影讲述的正是「神秘力量强行把两个个体融合」的身体恐怖故事,而审查方做的,正是用权力之手强行把一种关系抹除。连虚构作品里的恐怖,都成了现实中审查的预言。而这背后透出更深的寒意:如果 AI 换脸可以成为审查的常规手段,观众将再也无法确认自己看到的影像是不是被篡改过的——审查从「删掉」升级为「改写历史」。
把 6.5 的清单与 6.1-6.4 的乌托邦叙事并置,结论已经无法回避:同一时间,国内把同性恋当作「非正常性关系」清扫、用 AI 改写同性婚礼、下架同性社交应用;国际上,成都却被塑造成「同志乌托邦」,中国被塑造成「进步灯塔」。这两件事,必须放在一起看,才看得见对方。
到此,我不再使用「滤镜」「偏差」这类中性的词。让我把话说直:这套「成都=同志乌托邦 / 中国=左派乌托邦」的叙事,不是西方公众的善意误读,也不是国内叙事的无心之失——它是一场由多方共同完成的、以掩盖真实处境为功能的结构性共谋。
西方左翼:你们的「Chinamaxxing」、你们的乌托邦化中国,消费的是「符号中国」,伤害的是「真实中国」的性少数群体。你们把中国的制度限制翻译成「东方特色」、把成都的夜生活放大成「同志乌托邦」——这不是在帮助中国的同性恋者,这是在用他们的痛苦做你们自己意识形态战争的弹药。你们对中国酷儿的苦难「政治化但不共情」,和对俄罗斯的「审美化但共情」,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Gaydu 旅游与媒体产业:你们把少数群体的生活场所——那些在收紧中挣扎求生的酒吧、在停办后存续的社群——包装成「最开放的同志城市」的消费奇观。你们在「几乎隐形」的真相面前,选择了引用「天堂」那一句。这是对性少数处境的消费,不是见证。
国内的系统性压制:一边在审核通则里把同性恋与乱伦、性变态并列,一边安然享受着外网「同志乌托邦」叙事带来的体面——外网的吹捧,恰好为国内的压制提供了「合法性」:它让压制显得「没那么糟」,让真实处境更加不可见。乌托邦叙事与审查机器,在效果上是同谋。
所以,「外网把成都塑造成同志乌托邦」这件事,值得愤怒的不仅是它的失真,更是它的功能:它剥夺了真实处境被看见的机会,同时给了压制体系一件光鲜的外衣。这一章的目的,就是把这件外衣的缝线一根根拆开,让被它盖住的东西重新露出来——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:「成都真的很包容吗?」——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一个成都。
如果你问的是夜生活的成都、耽美幻想消费的成都、年轻人娱乐场景里的成都——是的,它确实相对宽松,这是真实且值得珍视的。
如果你问的是婚姻观念里的成都、主流性别秩序里的成都、对现实同性恋者接纳度里的成都——它的保守度处于全国末段,这也是真实的。
两个成都同时存在,互不矛盾。真正有问题的,是把前一个成都的整体印象,偷换为后一个成都的整体结论——用「消费男男爱情故事的自由」冒充「接纳现实同性恋者的诚意」,用圈层的热闹掩盖制度的沉默,用「不干涉」冒充「接纳」,用相对的中立冒充绝对的中立。
这份拆解的目的,不是断言某个城市「恐同」,而是说明一个方法论:在讨论任何「包容」之前,先问清楚——你说的包容,是哪一层?测量它的数据,是不是同一把尺子?你站立的参照系,是相对的,还是绝对的?这三个问题,比任何结论都更重要。